現在對環境監測這方面很多人都略有了解，隨著發展的趨勢，環境治污監測終端將越來越受大家的歡迎！
時隔15年，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迎來了大修，第一次將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寫入其中，并提出建立覆蓋農村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。
2019年6月25日，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（修訂草案）》（下稱《草案》）初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。《草案》除了明確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外，還從多個方面健全生活垃圾污染環境防治制度。
《草案》提出，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，加快建立分類投放、分類收集、分類運輸、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，實現垃圾分類制度有效覆蓋；加強生活垃圾處置企業管理，要求其按照有關規定安裝使用監測設備，實時監測污染物排放情況，將污染排放數據實時公開。
《草案》還規定，按照產生者付費原則實行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，要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結合生活垃圾分類情況，根據本地實際，制定差別化的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標準，并在充分征求公眾意見后公布。此外，加強農村生活垃圾處置，將“城市生活垃圾”的表述修改為“城鄉生活垃圾”，建立覆蓋農村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。
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對界面新聞表示，關于固廢問題，此前大家更多的是關注產業的固廢問題，這次《草案》把生活垃圾考慮進去了，尤其是把農村的生活垃圾也考慮進去。另外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工具上，把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作為一個重要任務，這些都是《草案》的亮點。
“《草案》吸收了民眾的意見，提出的思路和模式包括投放、收集、轉運，然后集中處置，以及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協調，思路更加清晰，內容更加齊全。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、研究員常紀文分析說。
在我國，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開始試點至今已有19年時間。2000年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、廈門、南京、杭州、桂林等8個城市被確定為全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。
2017年3月，guo家發改委和住建部下發《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》顯示，按照規劃，2020年底前，中國將在46個城市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。此后，多個城市相繼實施垃圾強制分類，中國垃圾分類進入了“強制時代”。
如廣州在2017年9月1日開始強制垃圾分類專項執法，該地政府機關、企事業單位被列入執法范圍。同時，廣州試點實施公共機構以及100個樣板小區生活垃圾強制分類。2018年7月1日，《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》正式實施，常態化執法檢查也成為了重要抓手。
今年5月，北京市提出將推動學校、醫院等公共機構以及商業辦公樓宇、旅游景區、酒店等經營性場所開展垃圾強制分類，并逐步實現全覆蓋。如果不分類就不收運，多次違規拒不整改的還將收到處罰，并納入信用管理體系。
7月1日起，上海將實施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。條例規定，違反條文的垃圾處置單位，責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款，針對個人違反該條例相關條文的情況，可處以人民幣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。
不過，從國內城市試點生活垃圾分類制度的整體情況來看，效果與預期仍存在差距。以濟南歷下區為例，據《齊魯晚報》報道，從2012年至2015年，濟南歷下區曾下大力氣推行垃圾分類試點，但因山東終端處理設施跟不上，尤其是濕垃圾處理能力不足，分類投放后又混裝運輸，于2015年暫停。
據《光明日報》報道，近期由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《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（2019年）》顯示，92.2%的受訪者認為“垃圾分類”對于保護我國生態環境是重要的，但僅30.1%的受訪者認為自身在“垃圾分類”方面做得“非常好”或“比較好”。
另外，受訪者認為影響自身垃圾分類的主要原因是“小區沒有分類垃圾桶”和“垃圾集中轉運時不分類，所以沒必要分類投放”，人數分別占63.7%和59.6%。
杜歡政認為，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試點達不到預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，第一個是以前生活垃圾分類都是由政府主導，缺少企業主體介入；第二個是缺乏頂層設計，職能部門各干各的，市容部門管生活垃圾，住建部門管建筑垃圾，農業部門管農業垃圾；第三個是垃圾分類沒做好全程分類，末端設施配套跟不上。
“垃圾分類必須要有企業主體介入，要有商業模式，讓企業賺錢才能夠形成長效機制。我國確定垃圾分類的法律、法規、政策，就是為了讓參與垃圾分類各個環節里的企業都能賺錢。此外，還應加強末端設施的建設，等末端設施配套后才來做垃圾分類。”杜歡政說。
隨著垃圾分類的推開，中國也對這項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2019年2月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提出垃圾分類工作目標及時間表：2019年起，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；到2020年底，46個重點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；2025年底前，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。
近年來，中國多個地區的農村也開始探索生活垃圾分類工作。如浙江金華金東從2014年開始探索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的處理辦法，金東制定農村生活垃圾處理扶持政策、專項資金管理辦法、督查考核辦法等，實現垃圾治理工作的制度化、規范化。
杜歡政介紹，城市人口集中，垃圾收集的物流成本相對較低，農村人口分散，垃圾收集的物流成本相對較高。以前農村垃圾的處理方式是“村收集、鄉轉運、縣處理”，現在農村因地制宜，有些地方是集中處理和分散處理相結合。
“農村產生的有機物來自大自然，可以再回到大自然，像塑料、金屬這些不可降解的東西可以進行資源化利用，所以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是獨特的一套體系，和城市不一樣。”杜歡政說。
實際上，在農村推開生活垃圾分類工作比在城市更為容易。杜歡政稱，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，家家戶戶抬頭不見低頭，都是認識的，熟人社會互相之間容易監督，城市里面大門一關，誰也不認識誰，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管手段，很難管得好。
此外，農村土地的消納空間較大，農村的有機物可以就地還田、就地處理，剩下來的東西需要無害化處置的量相對較少，處置的運輸半徑也較短。
由于農村和城市在生活垃圾分類上的情況不同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并不適合照搬城市模式。常紀文指出，《草案》中并沒有把農村垃圾分類和城市垃圾分類區分開來，農村垃圾分類有著自己的模式，和城市不太一樣，他建議兩者應該區分開來。
“對于垃圾分類，各個地方都有著自己的探索，國內還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模式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先在法律上作出基本原則的規定，接下來國務院可能會出臺條例，等到城市和農村試點一兩年時間，有了一定經驗之后，再作出較具體的規定。”常紀文對界面新聞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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